古義尋僑札 當筵識馬枚 ——張謇與內藤湖南的交往

□吳興林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日本近代著名歷史學家，東洋史學界代表人物和京都學派主要奠基者之一，傾心中國文化，對中國史學有著深湛的研究，成果主要為唐宋變革論，被西方學界稱為“內藤假說”，至今仍在中西方史學界產生著影響。

內藤湖南和晚清民初政學兩界很多名流有交往，如陳寶琛、鄭孝胥、徐世昌、文廷式、羅振玉、王國維、嚴復、張元濟等。與張謇的交結則始于1903年，該年5月，張謇受邀東渡扶桑，參觀在大阪舉辦的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并對日本實業、教育發展實況進行考察，6月8日，在大阪網島金波樓，應村上隆平等日本友人邀請，張謇參加宴飲活動，同席中即有內藤湖南，身份為《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

張謇考察結束返程前，在大阪與內藤湖南辭別，內藤湖南贈送給張謇一冊書，內容主要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沿海地區抗擊英軍過程中形成的部分公文，以及中英兩國發布的相關告示，這些公文或詳或略記錄各地抗擊英軍的經過以及因形勢懸殊最終慘敗的史實。大概像魏源《海國圖志》一樣，這書在國內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力，卻在鄰國日本起了極大的警示警醒作用，促使其以中國的失敗為前車之鑒，一意自新自強，努力向西方學習，最終一躍而為遠東強國。“唇亡懼禍來。”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和文明間競爭的激烈態勢，年輕的內藤湖南贈送張謇此書，用意明顯而深切，而張謇日記中的話語則透露深沉的感慨。

回到國內后，張謇于六月十八日記載：“與西村、內藤訊。” 這信新版《張謇全集》里面尚未收錄，所以暫時無從知曉其中內容。

目前可見資料中，兩人的交往還有一次，大正八年（1919年）十月一日，內藤湖南致信張謇：

季直先生大人閣下：把臂浪華，已十六七年矣。其間世局之變，何可勝道。伏惟動履多祥，道德日陣，四海所仰。弟僻處海隅，聞見隘陋，自叨講席，年過一紀，未有一事表見于世，徒深慚愧。茲有敝友高橋君正三，以考查實業，屢入上邦，此次重游，復將謀紡織，欲一到南通，奉教長者。倘獲賜座垂誨，感銘無已，弟近狀亦當由渠奉告。執翰臨楮，無任神馳。專此布稟，并頌時祉，不宣。弟虎頓首，十月一日。

從信的第一句“十六七年”，可知兩人自從1903年相識相處，之后再未謀面，內藤湖南在信中表達時光荏苒、世事滄桑的感慨，同時謙虛地介紹別后自己的經歷。1907年，內藤湖南徹底告別新聞界，入職京都大學，從事東洋學（漢學）研究，憑借著深湛的學術功底，已經逐漸成為日本此領域的翹楚，但是他仍謙虛地說自己在大學從事學術研究十二年，卻沒有什么成就可道。

信中還有一重意圖是，他的朋友高橋正三要到中國考察實業，特別想到南通來考察紡織業，向張謇當面討教，內藤湖南寫此信予以引薦，希望張謇能給予接待為感。值得注意的是，該年年初，日本人上冢司受日本政府委托，來通調查，張謇親予接待，上冢司將參觀考察結果寫成了一篇題為《以揚子江為中心》的報告，其中對南通現代化建設成就表示贊嘆，尤其對大生紗廠欣欣向榮的發展景象“感到震驚”。高橋正三也欲在此年訪問南通，一方面也許是受了上冢司這篇報告的影響，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張謇自1903年考察日本歸來后，便竭力推動南通的地方自治，并加強了各方面的經營建設，到1920年前后，張謇的經濟事業可以說已進入鼎盛時期，與此同時，南通的聲名也隨之遠播海外，并吸引了很多外國人來通考察報道。這封信現在不清楚張謇有沒有回復，現存的張謇日記和年譜中，似乎都沒有提到其接待高橋正三。（作者單位：通州區文廣旅局）